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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排除某些基本权利的形成也是宪法明示的，比如《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句规定，财产的内容由法律规定。

在着手解释法律规范时，首先应该探寻法律规范字面文义背后的价值目标。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以分配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并保障权利主体的自然资源物权不受侵犯，此乃制度性保障说的基本要点。

[61] [德]萨维尼：《论占有》，朱虎、刘智慧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在施米特看来，有了此等宪法规定，那即便具有分赃和扈从性质的议会活动造成了国家解体之后果，公务员也不受任何影响。国家所有权具有私权和公权的二重性，受私法和公法共同调整，是一种特殊的混合法律关系。（五）所有制说 追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入宪的历史，将财产权的宪法史分为人权财产权和国家财产制两个阶段，从而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作国家所有制解释，这种分析方法看似别出心裁，实则不然。对于自然资源立法中的缺陷与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不但供认不讳，而且指出此等单行法保障不力之根源，在于立法本身主要立足于方便行政管理而非权利保障。

2.制度性保障的核心在于使自然资源能为国民公平地享有与使用 如上所述，制度性保障的原初含义侧重于保障基本权利的核心内容，但在基本权利保障愈来愈精致化的二十一世纪，制度性保障不能再止步于保障基本权利之核心内涵，而应该致力于对基本权利予以更为全面的保障。关于自然资源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订了《森林法》（1979年试行，1984年，1988年）、《草原法》（1985年，2002年，2013年）、《渔业法》（1986年，2000年，2004年，2009年，2013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1996年）、《水法》（1988年，2002年）、《环境保护法》（1989年，2014年）、《煤炭法》（1996年，2011年，2013年）、《气象法》（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2013年）、《海域管理使用法》（2001年）和《野生动物保护法》（2004年）等大量涉及自然资源分配、使用及保护的单行法律，已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自然资源法律制度体系。他说：在国家内部，不可能存在自然团体或有组织的团体的基本权利。

从法律上看，公有制国家的宪法大都规定了国家所有就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国家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权的。[50] Florida Dept. of State v. Treasure Salvors, Inc., 458 U. S. 670 (1982).此起案件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1971年春美国萨尔沃珠宝有限公司在佛罗里达州马克萨斯群岛西边的海底，发现了一艘17世纪沉入海底的西班牙大帆船，并在那里发现了大批珍宝。[39] 林彦：《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体——以立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交大法学》2015年第2期[58] 财产的内涵确定是指确立财产客体的标准和进行归类，财产的内涵确定不涉及财产客体的使用和使用可能性。

[35]因为那些与不能为相冲突的行为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它们不涉法。[48] 对此，笔者认为，首先，自然自由和法律自由的二分对于解释哪些基本权利需要立法来形成是有帮助的，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这里面仍然存在程度的差别。

区别的标准在于，是否一个客观的法规范以保护个人为目的或者只有保护个人的效果。上述问题能否通过基本权利形成的理论来解释，首先取决于公有制是否属于一个基本权利。[70] （二）违宪的基本权利形成的后果 如果立法者在形成基本权利的时候违反了上述界限，该如何处理？德国的通说认为，违宪的基本权利形成就构成对基本权利的干预，这被称为翻转理论（Umschlagtheorien）。反之，立法规定的东西已经超出了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怎能谈得上是干预呢？更何况，干预还需要经过正当化，一个超出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立法又如何对其进行正当化呢？所以，笔者更加认同学者Ruck的观点，如果一个形成不适当，也就是没有发挥功能，并不具有干预的性质。

一方面，自然自由虽然能被置于法律规范的统治之下，但不能被消灭。如果立法违反这些界限来形成基本权利将导致立法违宪的后果。Vgl. Volker Epping/Christian Hillgruber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2. Aufl., C.H.Beck, München, 2013, S.504.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德国基本法第15条将土地、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并列，所以其生产资料的范围比我国要小。[69]后者仅对某个基本权利适用，比如，对于宗教文化自由、封闭空间内的集会自由和艺术自由来说，《建筑法》构成其内在限制。

这一点也有助于澄清一些学者将基本权利的形成与制度性保障（Einrichtungsgarantien）等同的误解。基本权利形成与基本权利限制不同，基本权利限制是立法来干预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此时，保护范围已经先于立法而产生。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法律自由是能为、不能为之分，法律无法让其不可为。

五、余论 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围绕《宪法》第9条第1款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内涵产生了激烈的讨论。关键词:  基本权利形成 基本权利限制 法律自由 制度性保障 生产资料 基本权利形成（Grundrechtsausgestaltung）是指由立法者来确定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1]最典型的莫过于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第2句前半段：财产的内涵由法律来规定。而对于反射性利益的受损，个人无法以个人的主观公权利受损提起主观诉讼，而只能以公共利益受损为由提起客观诉讼（即公益诉讼）。[39]另一方面，法律保留不仅对行政机关适用，而且也适用于立法者本身，成为其干预基本权利的限制。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核心，即首先针对生产资料，其次防止出现剥削。第12条第1款第2句规定，从事职业可以通过法律或者依据法律予以规定。

那么这就谈不上是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干预。[14]用阿列克西的话来说，主观权利是一种权利人、义务人和权利对象间的三方关系，而客观法是将权利人、义务人以及权利对象的模态抽象化，公民相对于国家所拥有的言论自由不被侵犯这一被良好结构化的权利，通过这种三重抽象化变成了言论自由的纯粹应然存在。

我国《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对此无法说，通过修改法律使同性伴侣具备这种能力，比如共同收养小孩。

[74]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而制度不是先于国家存在的，而是内在于国家的法秩序中、由国家形塑的产物。

（2）这种有利必须是法律的目的。Vgl. Thomas Wülfing, Grundrechtliche Gesetzesvorbehalt und Grundrechtsschranken, Duncker Humblot, Berlin, 1981, S.34. [33]同注[10], Borowski, S.149. [34][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4页。再次，自然自由和法律自由的二分只能用来解释自由权，但对于社会权、参政权乃至程序权却是无能为力的。鉴于媒体的重要性和广播电视收入单一所带来的危险，宪法要求立法者去形成一个积极的广播电视秩序。

[9]这意味着形成基本权利的法律和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必然保护不同的法益，形成性立法保护的法益（广播电视自由）被限制性立法促进的法益所限制。从上述分类中施米特推导出了不同的保护作用：（1）对于真正的基本权利，对它的干预只能基于普遍性的法律，也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

对于这种理解，笔者不敢苟同。[16]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II/1,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München, 1988, S.1302. [17] Detlef Merten, Begriff und Abgrenzung der Grundrechte, in: ders./Hans-Jürgen Papier,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and II,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06, S.559. [18] Otto Bachof, Begriff und Wesen des sozialen Rechtsstaates, VVDStRL 12(1954), S.75. [19] 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recht II: Grundrechte, 2. Aufl.,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03, S.35. [20]基本权利规范是指可能蕴含基本权利的规范，不是与基本权利有关的规范。

比如形成某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的时候侵入了另一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41]宪法的规定对于立法者是一种指针（Richtlinien）。

[21]同注[3], Gellermann, S.51。[12] Matthias Cornils, Die Ausgestaltung der Grundrechte: Untersuchungen zur Grundrechtsbindung des Ausgestaltungsgesetzgebers, Mohr Siebeck, Tübingen, 2005, S.667～676. [13] Hans D. Jarass, Bausteine einer umfassenden Grundrechtsdogmatik, A?R 120, S.368; Christian Bumke, Der Grundrechtsvorbehalt: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Begrenzung und Ausgestaltung der Grundrechte,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 Baden-Baden, 1998, S.58; Gerd Morgenthaler, Freiheit durch Gesetz: Der parlamentarische Gesetzgeber als Erstadressat der Freiheitsgrundrechte, Mohr Siebeck, Tübingen, 1999, S.249f. [14] Michael Dolderer, Objektive Grundrechtsgehalte, Duncker Humblot, Berlin , 2000, S.354ff. [15][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理性?商谈：法哲学研究》，朱光、雷磊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61、267页。形式上的限制主要是指形成基本权利的立法必须是形式上的法律。第5条第3款对艺术的保障、第9条第1款的团体和社会的法律制度、第10条的通信、邮政、通讯、第12条第1款的竞争经济、第13条的住宅、第15条的社会化、第19条第4款的法院裁判权的存在、第20条第1款的社会劳动法制度、第36条的联邦行政和联邦国防军的设立、第88条的联邦银行、第101条第1款第1句的禁止设立例外法院以及第101条第1款第2句保障法定法官、第114条第2款第1句的联邦审计署、第140条和第139条的星期日和节假日。

相似点在于两者都需要立法者去行为，但是调整不一定针对基本权利，比如前述的《基本法》第4条第3款第2句，它只是赋予了立法者去具体化替代役的立法义务。[16]并非每一个规范都旨在保护个人的利益，从而得到一个主观意义上的权利。

此外，具有社会关联性的基本权利，比如交流基本权（尤其是出版自由和广播电视自由）、人格自由发展权，也有形成的必要。财产资格不能等同于自然存在的法益。

按满足人们需要层次分，有生存资料（如衣、食、住、用方面的基本消费品）、发展资料（如用于发展体力、智力的体育、文化用品等）、享受资料（如高级营养品、华丽服饰、艺术珍藏品等）。立法者不再是基本权利的对手，而成为基本权利的朋友。